2．从要件联系的角度判断获取收益的关联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三倍至四倍的回报率在委托理财金融产品中极为罕见，对于私募资金而言亦属相对较高的收益率。在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初步判断，有了职务行为才有偏离一般水平的高额收益回报，谋利要件与受财要件形成基础性的对价交换与事实性的因果关系。查明请托人在谋取利益的基础上才同意与国家工作人员建立起委托理财关系，其接受实际出资是基于国家工作人员地位与职务的考虑，即能证明获取收益与职务行为的关联性；进一步查明请托人没有与其他主体从事过委托理财业务或约定类似高额回报，国家工作人员实际交付资金并未流向证券期货等投资领域的，更可补强言词证据，锁定高额收益的受贿性质。

　　3．从承诺内容的角度判断双方约定的合法性。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约定每年最低回报率，即在所谓的委托理财关系中设定“保底条款”。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证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证监会《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通知》第一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二、十一项对此进行细化规定：证券公司必须与委托人签订受托投资管理合同，以委托人的名义设置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并通过委托人的账户进行受托投资管理；合同中须列明具体的委托事项，受托人根据合同约定的方式管理受托投资；投资的收益和损失归于委托人，受托人有权收取受托投资管理佣金，但不得向委托人承诺收益或分担损失。可见，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之间的“保底条款”属于违法条款，由于该对价内容涉及合同的核心利益，导致整个委托理财关系因缺乏合法性基础而归于无效。所以，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约定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之内的保底收益率，违反合同法、证券法以及相关证券规则的规定，不具有委托理财合同的法律效力，属于掩饰权钱交易关系的表面形式。

　　（作者单位：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