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刑法对怀孕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作了“审判的时候”的时间性限制，导致出现以下后果：审判结束后死刑执行前，发现妇女怀孕的（可能是审判结束前已经怀孕，也可能是实际发生在审判结束后）；以及在死缓期间，妇女怀孕又故意犯罪的，这两种情形，根据刑法典第49条的规定和上述司法解释以及刑法典第50条的规定，则对于前者可以对该怀孕妇女适用死刑，对于后者则成了必须执行死刑（因为根据法律规定，被判处死缓的，在考验期间，如果故意犯罪，经查证属实，执行死刑）。因为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发生在审判时，而是发生在审判后。但这种结局显然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相左。由于中国是该公约的签署国，一旦公约生效，则刑法典的该条规定就应该予以适当修正。顺便指出，对于前一种情况，尽管刑法未有明确，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下级人民法院在接到执行死刑命令后，发现罪犯正在怀孕的，应当停止执行，并立即报告核准死刑的人民法院，由核准死刑的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该解释尽管与公约的精神相吻合，但毕竟缺少刑法上的依据。

另外，对于何谓“审判时”，法律规定得比较模糊，有的论者指出这有违刑法的明确性原则。参见郭书山：《论中国死刑制度“法定”的不足及完善》，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从字面上讲，审判时显然是指法院审判阶段，但这种理解显然偏颇，容易造成有关司法机关规避法律规定之弊端，极易损害适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之基本原则。故而有的论者主张应从公安司法机关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算起，而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参见高一飞：《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立场看中国的死刑问题》，载《新刑法施行疑难问题研究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版。从学理角度，出于中国刑法对怀孕妇女不适用死刑的立法精神之考虑，对“审判的时候”应作广义的理解。对此，最高司法机关似乎已意识到此问题，在前述的第三个司法解释中明确，怀孕妇女因涉嫌犯罪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后，又因同一事实被起诉，交付审判的，应当视为“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该解释将审判时的起点确定为从被羁押起，而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被羁押自然包括被采取强制措施。而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由此可以推之，取保候审期间怀孕的妇女应视为“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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