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第210条第1款规定，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死刑执行的命令。但中国的院长签发手续只是形式上，不具有实质意义的审批，而且，一旦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生效，则院长必须签发死刑执行的命令，而无任何弹性。可见，中国的死刑执行批准手续与国外有很大的不同。对此，中国有学者认为，这种过于绝对的做法，一旦判决后发现错误，也往往因死刑执行得过于迅速而无法补救，并进而主张设立死刑赦免制度以图救济。参见胡云腾：《完善刑罚制度，继续减少死刑》，载《刑法修改建议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笔者认为，鉴于死刑的误判难纠性，在死刑执行问题上尽量慎重，同时，考虑到中国对《公约》的签署与将来的遵守，增设死刑赦免制度或者死刑减刑制度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四、死刑执行之比较

（一）死刑执行方法

古代社会的法律具有干涉性、恣意性、身份性、残酷性等特征，参见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页。而残酷性的重要表现就是重刑和死刑的大量运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死刑执行的方式花样繁多，极其野蛮残忍，统治者可谓极尽残忍之能事。例如，在中国古代社会，有醢、脯、烹、车裂、焚、枭首、剖心、凌迟、弃市、腰斩等处死的方法；在外国历史上，也曾存在火烧、钉十字架、淹死、鞭笞、兽斗等方法。而且，这些死刑执行方式因受刑人身份与所犯罪名之不同而有差异。例如，周礼大司寇刑章所载的死刑执行方法，依所犯罪行不同而异：“斩杀贼谍而膊之，杀其亲者焚之，杀王亲者辜之，杀人者踣诸市、肆之三日，刑盗于市。”再如，中国历代对于皇亲贵戚、高官显宦执行死刑多半不用绞斩，而该用赐帛使之上吊自杀，赐椒或赐鸩使之服毒自杀或赐剑自刎而死。转引自林山田著：《刑罚学》，台湾商务印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修订版，第163页。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启蒙思想家纷纷发出废除封建社会残酷、不人道的刑罚之强烈呼吁，刑罚的轻缓化、刑罚的人道主义逐渐成为刑罚适用发展趋势。在此思潮的影响下，至今仍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逐渐废除了过去残酷的死刑执行方法，代之以相对单一、迅速，并使受刑人痛苦较少的执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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