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台湾，著名刑法学者蔡墩铭等教授认为，大陆刑法规定死缓为台湾刑法所无，故特别值得重视，认为死缓符合刑罚个别化之要求，更能灵活运用现有死刑制度，为可以考虑采行之办法；参见蔡墩铭：《我国死刑问题之探讨》，载台湾《刑事法杂志》1989年第6期；台湾“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编：《死刑存废之探讨》，台湾1995年，第150页。有的学者对大陆死缓制度的优点概括为符合刑罚之本质与目的、减少误判之后遗症、缓和死刑之残酷性、发挥人道主义之精神、作为废止死刑之过渡形式；参见甘添贵：《大陆刑法死缓制度之研究》，载台湾《中国大陆法制研究》第3辑。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吸收大陆死缓制度，并予以改革，如设置死缓审查委员会、死缓制度的缓期执行期间可延长2至7年，等等。台湾司法实务部门对此持赞成态度也占多数。“法务部”曾在1993年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调查显示一般民众对将来引用大陆死缓制度问题，有631%表示赞同；在社会精英中，有53%赞同；司法官中有458%表示赞同。参见台湾“法务部犯罪问题研究中心”：《死刑存废之研究》，台湾1993年，第90页。亦有反对者认为，大陆死缓制度是政治手段的法律化，大陆死缓制度条文上使用语意抽象的词语，违背罪刑法定主义，对死缓制度不应有过高的期待。如有的论者认为，“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可以说是政治手段的法律化，完全是针对当时解放初期政治局势下对反革命分子的一种怀柔。”“死缓制度在条文中大量使用一些用语抽象概括的用字，势必会沦为主观，如此以来，是否会违背罪刑法定主义，是否会使其原来的立法美意丧失殆尽，颇值得深思。”陈毓雯：《论中共刑法的“死缓制度”》，载台湾《刑事法杂志》1993年第8期。

在中国大陆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也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死缓制度废除论者的理由主要是：（1）提出死缓的政治形势有了变化，在新形势下，按照实行宽大政策的精神，过去适用死缓的反革命分子，都变为适用长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对象，死缓制度已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2）死缓对犯罪分子精神压力过大，不符合人道主义；（3）对必须判处死刑的人适用死缓，是无原则的谈人道主义；（4）对于罪犯在适用刑罚时，应当力求准确、稳当和罪刑相适应，死缓属于死刑范畴，但又介于死与不死之间，显得不稳定，审判人员在具体掌握上有一定困难；（5）判处死缓的人，经过二年劳动改造后，有的减为有期徒刑，实际上比判无期徒刑还轻，因而有些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要求判处死缓。保留论者则认为：（1）政治形势的变化不影响继续保留死缓制度；（2）死缓不能用无期徒刑或者长期徒刑来代替，被判处死缓的结果是执行死刑的不多，正说明了死缓制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3）死缓并非独立刑种，死缓体现了宽大，但并非是宽大无边，有严格的条件限制；（4）死缓制度完全符合人道主义精神；（5）死缓在实际执行中，即使存在个别问题，而且另需裁定，但都不能因此作为否定死缓制度的根据，不应因噎废食。参见高铭暄主编：《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一九四九——一九八五）》，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3—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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