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普森案结束后，克拉克检察官出版了回忆录，版税收入高达三百万美元。后来她干脆辞去公职，成为小有名气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经她多次邀请，“梦幻律师队“的证人李昌钰博士以嘉宾身份，出席了她主持的一次谈话节目。节目一开始，她咄咄逼人地问道：“既然您承认在案发现场的血迹经DNA检验是辛普森的，但是您为何仍然帮助辛普森作证？“李昌钰回答：“我今天坐在这里接受访问，假设在访问中，您那美丽的头发不知何故沾到我的裤子上，回家后，我太太发现了我裤子上有头发，拿到化验室去鉴定DNA，结果证实是您的头发。然后他就查问我今天跟您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责问您的头发为何会跑到我的裤子上来。啊哈，我就有大麻烦了！但是，天知、地知、您知、我知，我们没做任何不轨的事情。因此，即使DNA检验结果证明了某根毛发或某些血迹是某人的，也不能直接证明这个人就做了这些坏事。“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Jr.,任期1902－1932年）有句名言：“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卑鄙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在霍姆斯看来，政府滥用权力和司法腐败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整体危害，远远超过了普通犯罪分子。因此，宪政法治的核心和重点，绝非一味不择手段、罔顾程序、从重从快打击触犯刑律的小民百姓。而是应当正本清源，注重对政府权力予以程序性约束和制衡，防止执法者和当权者凌驾于法律之上，利用手中特权和国家专政机器胡作非为、巧取豪夺、为害一方，任意欺压无处伸冤的小民百姓。防官府恶政远甚于防犯罪刁民，防止“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和统治者随心所欲、逍遥法外的虚伪“法制“（rule　by　law）的弊端，正是美国宪政“法治“（rule　of　law）制度设计的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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